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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kyInMyEye收录，使用标签：经济学，时间：2008-5-27 13:01:03 | 相关网摘，我也收藏
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左大培
按照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定义，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并且向私人出售其股票，就是将该企业私有化；而一个原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后如果已经将50％以上的股票出售给了私人，该企业就算是“完成了私有化”。根据这样的标准，最近几年中国各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就是不折不扣的私有化，因为它将国有银行变成了股份公司并向私人出售其股权。
表面上看，这个“股份制改造”进行得很“规范”，十分合乎股份企业股票上市的程序：各大国有银行首先招股以形成大股东，在这个过程中“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再将其股票在股票市场中上市。而有关部门为原各大国有银行招股所规定的充当“战略投资者”的条件，也似乎相当“规范”和“合乎国际惯例”，为有权“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战略投资者”所规定的资金和经营资格标准，似乎是“完全与国际接轨”的。
但就是这样“规范”的招股和“引进战略投资者”，却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银行的大量股权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卖”给了外国的私营大企业，实际上是将中国人民的上万亿元财产白白送给了外国的资本家。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张宏良教授2007年8月19日的文章“中国的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一文，对中国各大银行出售股权给外资企业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统计。这个统计所列举的数据，最清楚地说明了私有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我们有必要将张宏良教授所汇总的数据全部摘引在下边：
“银行资产流失统计
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元)，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9200多亿，加上广发行，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制。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币，A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这是我为写《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当时在统计过程中忍不住直流泪，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可能大家感觉这些数字很枯燥，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些数字的含义了，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我只想给张宏良教授的数字补充一点；送给外资的银行财产至少为一万亿元人民币，占2006年中国GDP的将近5％(2006年中国的GDP将近22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的全部医疗保健开支也不过占中国GDP的6％。这也就是说，按张宏良计算的数字，中国光2006年一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人的财产，就差不多够让全体中国人民免费享受一年的医疗保健了。
最近正在讨论中国政府今后的医疗保健政策。主张“中国医疗保健事业完全市场化”的人反对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他们所提的理由中最能打动中国政府的就是，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会导致政府的支出太高。可就是这些一提到居民福利就怕政府开支太高的“改革派”，在向外国资本家奉送中国的国有财产时却从来就不怕中国政府有什么损失。他们怎么就不能算算中国的“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了多少国有资产损失，这些损失的资金又可以为多少中国居民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
为这样的“银行改革”辩护的人会说，张宏良那样的算法根据的仅仅是银行股票一时的市场价格，而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因此根据一时的股票市场价格计算的出售股权损失是不可靠的。对这种辩护的最好反驳，是对比被出售的股权的售价与它代表的对利润的要求权。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常识是，决定股票价格的基本因素是股票对应的未来利润分红的资本化，其计算方法是：这种由基本因素决定的股票价格，大体等于该股票的利润分红除以无风险资产的利息率。而就是按照这样的基本因素计算，张宏良所提到的那些向外资“出售”国有股权的行为也已经将大量中国人民的财富白白奉送给了外国资本。
根据上边援引的张宏良所搜集到的数据和1美元兑换8元人民币的汇率可以计算出，在张宏良所列出的对那13个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出售”中，总共有11个银行的10－20％的股权被以约130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了外资大企业，其中个别银行被“出售”给外资企业的股权份额还可能超过了20％。
根据前些日子报道的前三季度经营情况推算，2007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应当接近3千亿元人民币。张宏良所谈到的那11家银行，肯定占中国这14家上市银行利润的绝大部分。根据这些数据推算，如果按外资占股1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国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3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23％，按照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300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6千亿元；而如果按外资占股20％的比例算，外资从中国各上市银行每年的3千亿元利润中可分得利润6百亿元，与外资购买这些股权的售价1300亿元相比，利润率约为46％，按照5％的正常利息率计算，这6百亿元红利所对应的按基本因素计算的股价应为1万2千亿元人民币！
这样简单的计算就能够说明，向外资出售中国原国有银行股权的售价肯定过低，由此将中国的各大银行的一大部分利润无偿地奉送给了外资，造成了中国人民的财产和收入的实实在在的损失。
问题还在于，按照中国现行的公司法，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资金只能算作被它们“收购”的银行的财产。如果真是那样运作，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由向外资“出售”银行中就得不到任何财务上的好处，向外资“出售”银行连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没有增加！
如果中国的这些银行真在资金的运营上面临着什么国内无法解决的困难，那么向外资出售一部分股权可能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可是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的实际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
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国的银行现在流动性过剩、资产过剩，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相对于名义GDP都过高，造成了直接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且使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市场高度不稳定，需要减少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和负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吸引外资”来增加银行系统的负债和资产，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只会增加流动性的过剩，加剧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价格不稳定的压力。
就中国目前的对外经济关系来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过多，造成了使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就进一步增加了外汇储备，加剧了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从这方面看也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
还有一个为向外资企业“出售”国有银行股权辩护的理由：中国的各大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需要补充资本金”。其实在中国目前的金融格局下，向原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办法很简单：要各银行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公债，再由政府将财政部发行公债所获资金作为国有资本金注入各大银行作为政府控制的股本。这样就可以在不增加中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的前提下使中国的所有银行都具有足够的资本金。
总之一句话，在21初的经济环境下，对中国的银行业和整个经济来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股权的那些资金；不仅如此，将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给外资大金融机构，还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本来已经过多的外汇储备，加剧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宏观经济困难，是一种典型的倒行逆施的行为。
操控了这场“银行改革”的人其实也清楚这些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情况，他们在金融系统内部散布的为这场“改革”辩护的最主要理由是，这样“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就是为了换得一个好机制”。
这种“引进外资持股可以换得好机制”的说法，更是地地道道的欺骗。这些搞“银行改革”的人所说的所谓“好机制”，是一种保证银行贷款质量、将坏账压到最低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不可能靠让外资持股来获得，已经被事实所证明。最近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导致美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许多黑幕曝光。权威方面的检控揭示，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发放了许多必然造成坏账的“异常贷款”，并且将这些“异常贷款”通过许多金融衍生产品的销售转嫁给了银行外的投资者；美国花旗银行更已经由于次级贷款所造成的亏损而更换了其CEO。这样的美国银行连自己的坏账都控制不住，自己都制造了那么多的坏账，它们持股中国的银行又怎么可能使中国的银行不发生坏账？让自己的机制都不好的美国银行通过持有中国的银行股权来给中国的银行造成一个好机制，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既然没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为什么某些人还这样执着地要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越是理性的人越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只能求助于爱国者们气愤之余所喜欢使用的词语——“卖国”：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就是为了要卖国！其实，更理智的说法应当是：这样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连“卖国”的资格都够不上了，只能叫“叛国”。“卖国”者是在作买卖，作买卖就要讲价钱。卖国也得讲个价钱，象这样连个价钱都不讲，10元钱的东西以1元钱“卖”出去，那就连卖国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叫做叛国。
对那些在网络上声讨“爱国贼”的汉奸们来说，“卖国”、“叛国”都是一份光荣，当然不会是什么可怕的罪名。不过，对于能够参与上述银行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卖国”和“叛国”大概都还是一个主观上不能接受的罪名。我在这里当然需要交代政策：在中国政府这样的等级式组织中，任何执行政策的人都是无罪的，他们执行的是别人下令要他们实行的“银行改革”政策，当然不需要承担“卖国”和“叛国”这样的罪名。就是那些提出和下令别人执行这样的政策的人，有一些也是由于认识上有错误，从而至少没有主观上故意要“卖国”和“叛国”。由于没有主观故意，这后一种人也不能算是有叛国罪，而只能说，他们非主观故意的行为，起了一种叛国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而要实行这样一种叛国的政策，非要进行这样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不管始作俑者为谁，看来他们的动机都可以用高尚全身边的高参杨启先的一句话来概括。有人私下告诉我，那位以“坚持改革不动摇”的旗手自居的前高官高尚全身边有一位同样作过官的高参杨启先，此公曾经为这些“改革家”们谋划了极其高明的“战略部署”：要想“改革”国有企业，先要“改革”国有银行；将国有银行都“改革”掉之后，国有企业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依靠，就没法再不被“改革”掉。
据我所知，高尚全和他的同道杨启先口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杨启先的这一番出谋划策，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改革家”们要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实行那种“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就是为了实现杨启先所指明的那种“战略部署”：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企业，先要“改革”即通过私有化来消灭国有银行。
根据我的记忆，高尚全的这位高参杨启先曾经在某个公开场合表态，坚决支持由国有企业领导或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这极少数人将国有企业资产据为己有的私有化改革。他为这样的少数人掠夺国有财产辩护的理由是，这些财产“反正没有给外国人”。从他当时的这种说法看，似乎杨启先这样的人起码还有一点爱国主义，还不想将中国人的财产送给外国人。可是今天，在杨启先的“高招”指使下进行的银行改革却表明，为了打赢“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将他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进行到底，他们已经不惜将中国人民的财产、中国的银行股权送给外资和外国人，不惜走上叛国的道路。
总结这场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卖”给外资的“外资导向式的银行改革”，我们只需要用、也只能用一句话：这是那些铁了心坚持实行彻底的私有化的人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作出的叛国行为。坚持并推动这样的“银行改革”的那少数几个人，顽固并执着地坚持他们的私有化理念，为此不惜将中国的银行股权奉送给外资，走上叛国的道路。
看来在今日之中国，是否反对私有化的理念已经不仅关系到是否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且关系到是否爱国、是否容忍叛国行为。那些坚持私有化理念不回头的人，最后可能会不惜叛国。其实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准则已经很简单，那就是：“坚持私有化，直到叛国”。
http://shihb.blog.sohu.com/837309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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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暴乱：超越1840年的最大买单》中我们指出，台湾322公投、拉萨暴乱、抵制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手段，目的是控制中国金融，让中国为西方信用危机买单。现在第一单已经下来了，中国银监会刚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此前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中国将成为有史以来国有银行任凭外资控股的唯一国家，成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国民丧失经济和金融控制权的第一个国家。该决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分期意义的里程碑式文件，是中国将由此开始丧失经济和金融主导权的历史性标志。西方国家终于在满足中国人奥运梦想之前，率先满足了控股中国银行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历史梦想。面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血色碑文，我们不禁泪如雨下，中国输了！1840年以来一代接一代人的流血牺牲、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终究还是没有跳出西方列强的魔掌，当初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现在夹着皮包又回来了，并且比当初逃跑前回来的更加风光，成为了可以控股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的总老板。
从去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银行对美国企业完全开放，到现在中国银监会发文取消限制，期间仅仅6个月时间，贯彻落实美国决议的效率之高，恐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2个国家的决议，一个是伊拉克分治的决议，一个是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目前，关于伊拉克决议的落实还没个影子，关于中国的决议就变成了现实。两个决议实施的不同结果，证明了美国21世纪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卓有成效的：用“美国鹦鹉”代替巡航导弹，更加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曾声明，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要从以军事打击和情报渗透为主，转向以培养对方国家的学术政治精英（美国鹦鹉）为主，以此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打开中国金融市场，就是21世纪美国鹦鹉外交最富成就的卓越胜利。
去年9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为当年1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定下目标，就是要求中国取消对外资在银行、保险及证券公司的持股限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控股中国银行来弥补次贷危机的损失。这一点从当时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首席财务官普莱斯的讲话中反映的十分清楚，他告诉人们，2005年6月美国银行投入中国建设银行30亿美元，短短2年后的今天，美国银行在中国建设银行的直接和潜在获利已达到320亿美元，足以抵消该行在次贷危机中损失的近40亿美元。普莱斯的讲话人让所有美国人都激动不已，仅仅参股中国银行2年就有高达10余倍的惊人回报，如果直接控股中国银行，回报该是何等辉煌，恐怕将会达到百倍千倍！又一个新大陆展现在面前，面对这有史以来的最大金矿，盎格鲁"撒克逊人激动的浑身发抖，国会迅速以404票赞成、4票反对的罕见结果通过了要求中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的决议。
决议通过的当天，美国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便率领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飞抵上海，在上海摸清北京底细并做好周密安排后，9月9日奔赴北京。飞机一落地，庞大的华尔街游说团便如同水银泻地般四散开来，按照各自专长和人脉关系，分别赴向商务部、银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委，赴向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等国有金融机构高层，以及部分最高咨询机构、研究机构和重点高校，游说中国彻底打开金融国门。华尔街游说团的游说，如同一张无形大网，将各种反对声音一网打尽，接受了华尔街游说团旨意的大大小小的美国鹦鹉，掀起了比《新大陆交响乐》更加激越的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大合唱，其中最刺耳的尖啸恰恰来自于金融界的几个重量级人物，他们声称“世界一体化了，中国早晚都要取消金融管制，不如尽早取消”。这就如同在说“人早晚都要死，不如尽早弄死”一样地荒唐，可就是如此荒唐的论调却成为中国金融开放的主旋律，当12月美国财长鲍尔森率领美国代表团再次飞抵北京，准备举行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中国学术界金融界发出的响彻天地的开放主旋律告诉他，不用再谈了，美国的一切要求都能满足。只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意外惊喜是，美国本来通过埃文斯提出的要求是，把外资对中国银行的控股比例由25%提高到49%，结果却是中国干脆取消了全部限制，成为金融领域完全不设防的国家。
天朝上邦的宽容大度激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乐观性格，美国人一扫前两次战略对话的冰冷面孔，第三次中美战略对话自始至终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对话结束后，为防止国内揭露美国鹦鹉的民族主义呼声改变金融完全开放的决策，美国调动核潜艇、航空母舰支持台独搞322公投，同时策划藏独势力发动暴乱，东西两把匕首插向中国心脏，再内外夹击，煽动世界舆论抵制奥运会，用奥运会警告中国，必须尽快宣告放弃金融控制权。虽然最终322公投未过半数，藏独暴乱被迅速制止，抵制奥运会的运动也遭到海外华人反对，但是这连环三剑的夺命杀气，终于迫使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立刻发文向世界宣告了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决定，灾难就这样降临了。
首先，银行由外资控股，将彻底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变成完全的殖民经济。如果把现代国家看作是一个大股份公司，银行就是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就是董事长，是国家经济的真正主宰和社会政治的最终决策者。其他所有人，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拥有什么身份，实际上都处于仆从的地位。国家国家，谁在经济上当家，国就属于谁家，谁就真正拥有国家。我国全部银行资产约50万亿人民币，按照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规定，占有这50万亿银行资产需要4万亿资本，按照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过5%计算，实际上只需要2.5万亿资本，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持股比例达到25%即属于控股的规定，控股2.5万亿资本只需要6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9百多亿美元，就可以控股整个中国银行资产，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而目前美国银行（原美洲银行）、花旗银行等银行中任何一家的自有资本都超过9百亿美元，从逻辑上来说，它们任何一家都有能力控制整个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
控股银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绝非危言耸听。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虚拟化的现代金融条件下，银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成为横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以衍生品的创设和交易为主业，触角伸向所有产业，网点遍布世界各地的现代金融巨无霸，无论它们的名称是叫银行，叫证券公司，还是叫其它什么，其名称所代表的传统业务都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其新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各种金融创新，不断整合各种经济资源，从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定价和再分配中获取收益。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银行决定，即便是全部财富都流向美国，政府也无能为力，不禁无能为力，甚至事先不得而知。这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财富分配上的根本区别，虚拟经济中的财富形式虚拟化了，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形式，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却会引起家人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整个住房，洗劫一空却不觉心疼。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
可见，世界一体化和经济虚拟化过程中的金融战争，实际上是新一轮殖民主义——经济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控股，属于一种新的殖民地形式。历史上的殖民地有两种形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用军事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的是殖民地，如当初的印度；用各种不平等条约控制的是半殖民地，如当初的中国。上述两种形式都是公开的殖民地，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斗争。目前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第三种隐蔽型的殖民地形式，就是通过控股对方的银行掌握其全部社会财富，把对方国家全部国民都变成财富的名义占有者。这些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而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这些控股银行和当地政府官员决定。所在国的全部企业和老百姓只剩下一个义务，就是拼命挣钱，然后通过银行、股票、债券、房产等把钱交给控股银行，控股银行再把这些钱同样以各种投资的方式送回本国，形成本国财富，提高本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由此形成的所在国企业和老百姓的财富损失，只是表现为金融指数下跌，正常投资损失而已。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爆发信用危机，而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股市却暴跌45%的原因。美国吃饭，中国买单；对岸房屋着火，结果却是我们家被烧焦，这就是虚拟经济条件下新的经济殖民地特点。就目前中国人来讲，悲剧还不仅仅是为美国买单，更大的悲剧在于美国高消费和中国低收入之间的严重失衡，美国人点菜很多，中国人票子有限，被迫只好掏光腰包后再预支子孙后代的资源，结果是中国人子孙尚未出世，就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个债务就是未来巨大的环保投入。
其次，现代银行的信息中心和资讯中心地位，将使国家丧失政治主权和安全保障。现代银行不仅垄断了社会所有经济资源，同时还垄断了社会所有的信息资源，以及社会政治，军事，安全、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全部资讯，大到国家军队调动，小到期货交易建仓，都在银行的监控之下。特别是随着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社会所有成员的资料越来越集中到银行，银行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档案馆和资料库。银行被外国控制，也就是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了外国机构的掌控之中，所有社会活动都在外国机构的监视之下，甚至连最后钦动核按钮的费用都要经过外资机构，还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这等于是把整个国家置于了完全不设防的裸露状态，与被捆绑在屠宰架上待宰的生猪完全一样。别的暂且不说，单就控制中国各级腐败官员来讲，其可怕后果就不堪设想，收受贿赂的腐败款项大多都要经过银行，成为外资敲诈控制腐败官员的把柄，进而形成腐败逐波扩大的恶性循环：外资控制的腐败官员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就越多；廉价获得的中国资产越多，又会控制更多的腐败官员；最终把中国各级腐败官员变成西方国家控制并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海外公务员”，如同八年抗战时期的伪满官员一样。目前中国金融国门被彻底打开，很难说与此前已经被外资控股的许多大型国有银行无关，而有的国有银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价卖给外资，不可思议地主动放弃上市后的巨大差价收益，就是为了掩盖内幕重重的严重腐败，随着国有银行变成外资银行，所有腐败行为都关在了中国人的视野之外。可见，对于现代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来讲，拱手让出国家金融控制权，甚至比拱手让出国防更加危险；拱手让出国防，强盗或许还会给顺民留下点儿财产；而拱手让出金融，则会被控股方剥夺的干干净净。
世界上对此最为清醒的国家，就是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所以美国也是世界上金融壁垒最为强大的国家。早在金融证券业刚刚开始成为庞大的新兴产业的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就通过专门立法，对外资银行进入美国设置了强大的金融壁垒，形成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主要包括：禁止外国银行在境内吸收美国居民存款，禁止外国银行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不支持外国银行收购、兼并或控股美国银行等。通过该项法案，美国拒绝外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即便个别被认为安全的银行获准进入，也不允许插手银行核心业务，更不允许从当地取得资金供应。通过这种种法律限制，美国成功地把外资银行排斥在银行业的主流业务之外，完全剥夺了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开展平等竞争的条件，最终使外资银行要么就是根本进不去，要么就是即便进去也活不下去，从而保证了美国金融霸主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中美之间完全相反的金融开放政策就是典型例证：美国自1991年通过专门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银行获准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期间整整16年中资银行无一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与此同时，有20多个国家近80家外资银行在我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国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0家外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上述所有这些金融机构中，有三分之一是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无法解释这一奇特的现象：美国是世界上金融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股市的市值就超过全世界股市总和，所有的金融规则都由美国制定，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来自美国，可美国金融市场却是壁垒森严，外人免进；而中国是金融市场最脆弱的国家，却是国门大开、放弃控制。如果说美国如同金融市场上强大的虎狼，那么目前中国只能算作软弱的猪羊，现在连强大的虎狼都小心设防、洞门禁闭，而软弱的猪羊则栅栏大开、全不设防，甚至允许虎狼前来放牧。倘若中美关系按照这个逻辑就此演变下去，中国百姓前途危矣！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立法阻挡外资银行这第一道金融防火墙之外，美国另外还有两道金融防火墙，就是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和共同诉讼制度。即便有一天美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由爱国的金融监管集团构成的第二道行政防火墙，仍然让外资银行难以在美国获得平等竞争的条件。美国管理集团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使得任何金融机构都很难在美国兴风作浪，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基金便是绝好例证，中投公司拿出3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黑石基金“三无股票”（无投票权，无知情权，四年内无退出权），这类投资完全是白送，可就是这种白送行为引起了美国管理集团的高度警觉，盎格鲁·撒克逊人市场交换的直线思维方式，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白送30亿美元，于是便有了国会议员咨询，美国证监会调查等一系列事件，最终被美国舆论暴出，我们国人才知道又有数百亿人民币泡汤了。如果是简单泡汤中国人还好受些，最让中国人吐血的是，美国黑石基金拿着我们的钱跑到中国来又买走了我们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中国对外开放到这个份上，恐怕连李鸿章地下有知都会哭笑不得。
美国用民主自由人权等武器打掉了别人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可是美国自己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大火却越烧越旺，美国总统布什把中国文革时期的“天天读”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白宫，率领白宫一班人每天下午学习圣经，斗私批修到激动处，经常是泪流满面。中美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方面的此消彼长，让人想起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和李甲，商人孙富想占有书生李甲的爱人杜十娘，便在李甲面前把拥有杜十娘妖魔化为滔天大罪，结果是李甲主动把爱人杜十娘让给了孙富，杜十娘悲愤之极，跳江自杀。美国成功地扮演了20世纪末的孙富，诱导中国放弃了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国则不幸成为了穷秀才李甲，在丢掉爱人丢掉天良的同时，也丢掉了足可养育子孙三代的万贯家财。美国高度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使外资很难通过贿赂美国官员来廉价收购美国资产。即便是你能够突破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行政防火墙，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还会形成第三道也是最牢固的防火墙。共同诉讼制度最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把全体美国民众都调动起来，有效制止权力和资本的胡作非为。这套制度的精髓完全来自于中国的文革，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大众政治制度的反映。可以说，如果纯粹站在本国国民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上最能有效保护本国利益的政府，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美国从中国吸收的大众政治制度，决定了你即便能够突破美国的司法壁垒，也能够突破美国的行政壁垒，还能够突破美国的资本壁垒，最终也无法突破美国的大众壁垒。反映美国大众利益诉求的共同诉讼制度，足以消灭任何敢在美国兴风作浪的资本势力。
虽然许多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用三道防火墙将外资银行拒于国门之外，但是都以不同形式设置了大众监管制度，并且形成了世界监管的大趋势：监管监管者。就是说，大众监管的目标不是金融市场，而是监管者本身，监管整个金融管理集团。如同上述那样，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和多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他们一个决定，就可以将成千上万亿财富或者灰飞烟灭，或者转移国外，把本国人民一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特别是在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市场上，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在瞬间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并且这种财富掠夺的计算方法不再是传统的上百万计，而是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获取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获得上百亿财富十分安全快捷，特别是在海外市场对赌中国指数，由于人和交易都在海外，完全没有任何风险，形成老子在国内砸盘，亲属在海外数钱的局面，股市越是巨幅暴跌，金钱就越是瀑布般倾泻而下，滚滚流入个人腰包。这就是中国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衍生品市场的原因。在一个“政策市”“消息市”的市场上搞衍生品交易，等于是直接从老百姓账户上划钱。股权分置改革不过2年，中国股市就出现了身价数百亿的个人股东，北京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女儿，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市值去年曾超过560亿人民币。正是现代金融惊人的财富掠夺功能，使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是监管市场，而是监管人，监管决策者和监管者，监管所有能够影响股价指数的人。这种监管制度的基本特点，就是国民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随时送上法庭，无论你是公司高管，金融官员，还是国家总统。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去年已经当选总统后，因涉及“ＢＢＫ股价操纵案”，也要接受司法调查。台湾陈水扁身为总统，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就被送上法庭。可以说，除中国之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建立了股票和衍生品市场的国家，任何一个取消了金融管制的国家，国民都有权把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人送上法庭。这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没有了这条底线：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国民财富的公开抢劫；允许外资进入，等于是允许外资对本国国民抢劫；允许外资控股，等于是把全体国民的财富拱手交给了外资支配。
这就是我们一直呼吁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金融证券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大众经济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大众化要求政治大众化与之相适应，把金融市场的决策者和监管者置于公众的直接约束之中（而不是简单的监督），公众有权将他们随时绳之以法。过去有句话，叫做领导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放到现代金融中，就是金融管理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在目前权贵和资本已经联合的情况下，要保证金融管理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就只有实行大众监管制度，舍此不可能再有它途。形成对决策者和监管者的大众监管制度，对当前中国来讲尤其紧迫和重要，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银行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型公司，同时还具有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并且由于以往银行代表国家利益，所以我们整个国家管理制度都是建立在保护银行的前提基础上，在对储户的关系上，赋予了银行经济、政治和司法的全面垄断地位，甚至具有立法权。银行可以规定储户取款，钱少了不管，钱多了问罪；银行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时对门前道路实行部分“宵禁”，甚至银行直接与国家管理功能融为一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以国家名义宣布实行负利率。在目前这种银行兼具国家管理功能的条件下由外资控股，等于是把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了外资银行的私人保安（外资银行大都是私人银行）。
在此人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金融集团要把控股权交给外国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大酒楼，控股银行就如同是收银员，为什么要把酒楼收银员的肥差让给外国人？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这些年发了大财的人一直在喊改革不可逆转，但是改革能不能逆转是由历史规律决定的，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够阻挡的，人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即便在改革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也能保住自己在改革中获取的巨大利益。要实现这一点，最佳的选择就是由西方国家控制中国金融。只要金融控制在外国手中，无论改革会不会逆转，无论中国是再出一个毛泽东，还是出一个普京，或者随便出一个什么拿破仑、罗斯福等等，都不会使自己已经获得的财富发生逆转。投靠洋人最安全，是1840年以来中国富人的基本经验。许多人总是不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国家的精英集团，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都是强烈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唯独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这是由中国精英集团与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不同的发展道路决定的：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外抢劫发展起来的，民族是对外抢劫的组织，国家是对外抢劫的工具，所以十分强烈地爱国家爱民族，面对来自外部的斗争，国家越强大，他们越安全；中国精英集团是依靠对内抢劫发展起来的，面对来自国内民众的反抗和斗争，只有投靠洋人才安全。西方国家精英集团从来不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就是因为他们充满政治自信，不担心历史会发生逆转；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天天妖魔革命、批判极左，同样是因为缺乏政治自信，担心改革发生逆转。这种担心的结果最终必然会转化为投靠洋人的渴望，中国历史上汉族精英集团屡次引领外敌入侵国家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民族矛盾，都是内部阶级矛盾演变的结果，没有内部阶级矛盾演变成的汉奸势力，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觊觎和侵略中华民族。这也决定了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特殊关系，马克思包括后来列宁时期的欧洲，是民族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而中国则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所以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反对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当作革命的头等任务。
中国精英集团担心改革发生逆转的忧虑有多大，从汇丰银行透露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长江大河般流向西方，既摧毁了中国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又断绝了精英集团自己的历史后路，使中国陷入了财富失血的历史怪圈：向海外转移的财富越多，就越是充满历史恐惧；越是充满历史恐惧，就越是疯狂地向海外转移更多财富；从而形成一江财富向西流的罕见场景。这种财富转移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越来越不对称的利益竞争，即西方国家用中国人的钱贿赂中国官员，收买中国买办，培养美国鹦鹉，训练分裂势力，制造新型富豪，撕裂中国社会。中国平安老总原来只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小车司机，公司由国有金融机构变成外资金融机构以后，老总原地未动便成为年薪超过6千万元的新型富豪（还不包括天文数字的股份），这类不断被制造出来的新型富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撕裂作用，在向中国所有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宣告：只有把你管辖的一切变成西方财产，你个人的经济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实现。无论任何人，不管官位有多高，高墙有多深，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注定了永远再难回头，只能一直走到心灵地狱的最后尽头。中国的爱国主义就是这样瓦解的，中国的道德体系就是这样崩溃的，中国的金融也是这样陷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为自己打造天堂的同时，却在把中国人打入地狱，把中国穷人打入贫困的地狱，把中国富人打入心灵的地狱。我再次想起了上海滩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块牌子，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砸碎了的那块牌子，现在又被中国遍地的西方走狗重新树立起来，树立在了每一个西方白种人的心里，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从西方白种人眼里，十分清楚地看到那块牌子。
窗外夜空划过一道细弱的流星，冰凉的泪水低落在键盘上，我不敢想象失去金融控制权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美国，正在把中国逼上凤凰涅槃的巨变前夜！
http://shihb.blog.sohu.com/83732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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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美金融大战(修改稿)
五、宏观调控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中央（2007.11.27）政治局会议已提出，当前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对通胀的来源和原因，不管是管理层还是学术界，众说纷纭，认识很不一致。占主导的观点是，通胀由流动性过剩和经济增长偏快引起。因此，今年来的一系列宏观调控都是围绕着如何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以抑制投资、收缩流动性。
但是，收缩流动性仅对股市起些抑制作用，在房地产等生产性领域，抑制投资、收缩流动性过剩的政策反而引起供给的进一歩紧缺，例如，收缩投资使得房价越调越涨。再例如，对猪肉价格的上涨，国务院采取的不是防止投资增长，而是指令增加投资。实践已经证明，“两防政策”是相互矛盾的。不管是加息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防住了经济增长过快，而对抑制通货膨胀根本没有效果。对凡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如燃油价、房价、食品价等的持续上涨，我们都是眼睁睁的没有办法。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至今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引起本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宏观调控南辕北辙、没有对症下药。
1、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
A、由外汇储备引起的供需失衡是通货膨胀的内在因素
通缩是社会总供需失衡，同样，通胀的本质也是社会总供需失衡，不过它与通缩相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在有国际贸易的背景下，供需平衡在于：国内供给＋总进口＝国内需求＋总出口。
当总出口大于总进口时，表现于顺差，企业手中握有外汇存款。此时，国内的需求是大于国内供给的，缺口部份就是顺差中的外汇购买力，只有当这些外汇用于进口等额商品时，总供需才实现平衡。根据此判断，那么我们当前国内商品总供给缺口就等于外汇储备的1.4万亿美元。
如果这些外汇购买力仍然在企业和个人手中，实现这些购买力的方式只有进口，与国内当期的供需平衡没有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央行为实现保持较低汇价的调节目标，将这些外汇全部收购而成为国家外汇储备，原有企业和个人手中的外汇都变成了人民币的储蓄存款，并形成对国内商品的潜在购买力，当国家的这些外汇储备并没有用于进口商品时，如果这种潜在购买力不老老实实地呆在银行，或者仅用于购买股票之类的投资，理论上对任何商品的购买行为都会引起总供需失衡。例如，对房地产的购买，就可以使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远远脱离本地供需均衡的价格而翻番地上涨。当然，因为生产周期、价格传导等时滞因素，以及供需总量的巨大，使得真正由此形成显性的通胀，产生一定的容度和一定的滞后期，这个容度可以为宏观调控提供一些空间。
有二个变量对这个通胀容度产生较大影响，一是内需不足的程度，二是股市对储蓄资金的吸纳程度。
首先，内需不足是造成通货紧缩的因素，它可与通货膨胀因素相抵消。
由于我国当前仍存在较大的内需不足，因此使通货膨胀的容度增大了许多。例如，我国2003年外汇储备已达4030亿美元，虽然2004年、2005年每年以2000亿美元数额在增加，但这几年由于内需不足的程度也在增加，因此，CPI指数一直在3%－4%之间徘徊，并没有随着外储值的增加而比例增加。从2007年开始内需有所提升，通货膨胀的容度才开始变小。因此，内需不足是通胀容度的主要变量。
其次，股市对此笔资金的吸纳程度，会较大地影响到当期通货膨胀率。当股市对此资金的吸纳量大时，无疑使此笔资金不形成当期的社会需求，当股市对此笔资金的吸纳量小时，需求被释放，总供需缺口立即增大。此我们也可用2001年至2005年间股市实例来证明。这几年股市不振，可以看到这几年由外汇转换而来的人民币购买力主要涌向上海、北京的房地产。因此，股市对储蓄资金的吸纳程度，是通货膨胀容度的重要变量。
B、由低汇率价格传导是通货膨胀的外部因素
低汇率会在二个方向同时起作用，一是因为汇价低，表现为人民币商品、资产对外资来说特别便宜。因此引发外资不管是对能出口的商品，还是对不能出口的房地产，以及各种企业资产、证券资产都疯狂购买。而进口商品、国外资产对人民币来说都显会得特别貴，顺差会越来越大。而且入超的外汇很难使用出去，这样越积越多的外汇由国家兜着，使上述第一题中所指的通货膨胀越来越强。二是因为出口的汇价低，进口的汇价高，由于美元持续贬值，与欧元的汇差越来越大，表现为原材料进口价格越来越高。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持续贬值，还造成时滞上的汇差。这二种汇差叠加进一步增高了原材料进口成本。高成本的原材料进口必然传导到下游产品的全面涨价。从总供需的角度考察，由于低汇价，产生的汇价差使得进口商品的量少于出口商品的量，这个减少量与总量的比率就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比率。这是一种通过汇价传导的通货膨胀。
通过上述客观分析，至此我们可以清楚，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不是因为发展速度的高低快慢引起，也不是由于国内消费能力太盛，生产能力不足引起，而是由于低汇率造成国际对中国产品的消费能力太盛，由于进口高成本推高物价而必然引发的通货膨胀因素，与顺差外汇由央行转换为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后所造成的总供需缺口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因素，这二个通胀因素的叠加。虽然内需不足可以抵消部份通胀，以及股市吸纳了大部份的过剩的流动性，但是美元的持续贬值，造成了我入超的纸外汇数量虽然越来越多，但是价值损失却越来越大，这些最终都会通过通货膨胀显现出来。
2、当前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引发国内全面通胀的因素是严重存在的：
A、美元持续贬值战，国内经济所能容纳的通货膨胀容量已经被打破。虽然我们可以通过高速发展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以降低通货膨胀的比值，但是，美元持续贬值不见得有底线。赔了夫人还折兵的仍然是我们。
B、股市对过剩流动性吸纳的能力正在下降。学者、外资投行、媒体有一股唱衰中国股市的力量，虽然人数少，影响很大。如果与不正确的股市调控配合，就会造成股市的大起大落，一个对多数人没有赚钱效应的股市，就不能充分吸纳过剩的储蓄资金，潜在的通胀很容易转化为现实通胀。
C、不正确的宏观调控将会加剧通胀。必须认清本次通胀的本质是美元通货膨胀通过人民币盯住美元而引进的。如果从防止经济增长偏快，或投资过热方向防通胀，只能宜得其反，通胀必然加剧。相反，加大经济增速，反而有利于缓解通胀。
D、国家外汇储备的不正确运用也会增加通胀风险。国家不是企业，最大的经济利益在于供需总量平衡协调发展。国家外汇储备越多，表示国内的供需缺口越大。国家经营外汇投资如果不是为了战略目标，仅因为营利，一方面可能会容忍更大的外储增速，另一方面可能会因为外汇投资的账面利益而维护错误的汇率政策。不管从那个方面看，对国内经济的发展都将是得不偿失的。
3、防止通胀的几点措施
为防止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我认为以下几点措施是必要的：
首先，要正视本轮美元贬值战前因后果，重新考虑汇率应对策略。为应对美元贬值战，人民币可升值，但也不是仅有升值一策，在适当放开汇率波动空间后，还可以采用（运用财政手段）调低币值的方法供选择。
其次，加速提高劳动力价格，增加社会公共福利，以解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此是解决输入性通胀的根本途征。
第三、降低国家的纸外汇储备。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如下政策配合：A、通过提高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扩大内需，减少双顺差；B、重定招商引资政策，收紧外资在国内除高科技投资外的其他资产收购及一般性投资，收紧外资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投机活动；C、继续严控资本项下资金进出。
第四、继续选择性的扩大投资的政策。为防通胀而人为地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可能反而加剧通胀，有选择性的加大经济增速是缓解由外储引起的供需缺口的最好办法。因此，行业投资、重大项目继续有保有压政策，对老百姓重要消费商品、紧缺领域，运用政策支持扩大投资，如农产品、房地产等方面。
第五、建设好并能正确调控好股市。一定要加强对股市的监管力度，防止股市的大起大落，保证股市的平稳发展，使股市能成为良好的投资资金与消费资金的储水池，较好地吸纳当前过剩的流动性。
第六、因通胀已使部份工薪阶层生活水平下降，保证工薪阶层工资的增速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高于通胀水平，使社会不因通胀产生恐慌也是治理通胀的必要措施。
第七、银行股权涉及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也是金融战的手段之一，不能再增加外资对国内银行的持股比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86u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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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美金融大战 (修改稿)
四、通货膨胀
一般的理解，通货膨胀起因为过多的货币发行（包括财政赤字、国债发行引起的），或银行的流动性放大倍数过多引起，按照传统宏观调控理论，因此才有当今央行的反复调息及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但我国现今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远不止这些。很明显，当今国际市场资源性产品相对于美元的大涨价，以及过低的汇率所引起的国内资源价格、资产价格过低才是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因此当前宏观调控，无论是调息，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当前的这种通货膨胀都不会起作用。特别是房地产价格。
过多的货币发行、过大的流动性放大倍数、资源性产品涨价所引发的通货膨胀，这些都已被解释为当前通货膨胀起因，如果我要说，虽然上述也是通货膨胀的部份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人民币过低的汇价（过大的汇率差）引起，可能很多人就不好理解。
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是，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我们刻意保持人民币低汇价，使对外开放的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银行等金融资产、第二产业中的行业龙头企业、股票价格，对外资来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民币将要升值，而是比较价格显得特别低廉而被大量地收购。而我们的宏观调控理论还仅停留在如何保持贸易优势和防止短期汇差套利炒作方面。依靠极低的劳动力价格所得的贸易方面的蝇头小利，远不抵大量的资源性、战略性产品的被收购所造成的损失。宏观调控抓住了芝蔴丢掉了西瓜！
股市评论员是最现实的一代，但在谈论炒作人民币升值概念时，注意到的也仅仅是外资如何在低汇率进来，等到升值后出去的短期汇差之类。经济学界权威学者也因仅注意到因汇差可能引起的炒作因素，而得出缓升值的决策，因此才有央行在宏观调控中刻意保持“美元利息＝人民币汇率升幅＋人民币利息”的调控策略，双顺差依靠对冲来保持平衡。如果从短期来讲，这些调控策略的确经典，美国的宏观调控理论教科书上就是这么说的。十分糟糕的是，在美元持续数年的贬值大战中，这种政策不可能持续。当前，我们不仅仅是因为积累大量的美元资产而正遭受着美元持续贬值的痛苦，对跟着美元持续贬值所产生的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力越来越低，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原油、有色金属等矿产品的价格越来越高所引发的国内相应产品全面涨价、大量的国民福利由此渠道被输出、大量的优质资产被外资极低价格从容收购等等，只好视而不见，而外资因继续低汇价持续购买国内房地产等资源性产品、而我们却要以越来越高的价格从国际上进行采购所引发的通货膨胀也是持续的、挥之不去的。真是“压住葫芦浮起瓢”。当年王明的“左倾”仅唯书不唯实的错误在当今又被在经济战中重演。
我在2003年的《收购中国！－－关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问题的讨论》（见蔡定创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03jo.html）中就曾经大声疾呼，“――收购中国！”，低汇率政策必然会引发外资对我战略资产的大收购，并引发我国内的通货膨胀，但是我人微言轻，和者盖寡。2004、2005、2006年这三年我国劳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低汇率引起的通胀因素，与工资缓慢增长的引起的通缩因素相抵消后，使得这几年的通胀值并不显得太高(这就是所谓低通胀、高增长的实质)，但并不代表这几年低汇价没有引起通胀，看着不计入CPI值的燃油价格、上海、北京等地的房产价格翻番儿上涨，就可知道这几年通胀实际上也是很严重的。经济学定义本币（盯住美元加速）贬值本身就是通货膨胀，难道还用着CPI值作遮布。
可喜的是，在当前困难的宏观调控中，我发现已有学者认识到了当前国内的高通胀是由过低的汇价所引起。例如，近日我已看到著名学者余永定先生在《汇率目标应服从通货膨胀目标》中就表述了这一观点（见《余永定《汇率目标应服从通货膨胀目标》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71123/01204206687.shtml）。
汇率调控有多种方式，升值并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但如果宏观调控以国民福利最大化为原则，那么，就应该使币值不发生价值性升值，此方面的调控就只有实行劳动者工资与福利的增长与GDP的增长同步。此是由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当然，在美元贬值战中，为盯住美元汇率，人民币还可用赤字财政的办法主动调低币值，但此调低币值也必须是将赤字所获得的财富用于国民福利，而不是象过去那样的用于投资，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因美元贬值而造成国民福利的输出。赤字就是通货膨胀，国家的宏观调控必须保证在通货膨胀中劳工阶层的收入增长高于通胀值。
当前央行购买美元积累外储保持低汇价而造成的被动的通货膨胀，与人民币通过赤字财政主动的通货膨胀，同是为对付美元贬值战略，但对国民福利的损益是绝对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对这种被动的通货膨胀和低汇率政策所产生的国民福利损失，将可以比较的部份作一统计，就会发现其国民福利损失是如此的触目惊心：
① 通过外储途征输出国民福利的可比数。
我国外汇储备总额至2007年9月止１４３３６亿美元，欧元对美元汇率以2007年11月23日收盘价为1.4836。外储美元资产相对于欧元贬值如下（单位：美元）：
2003年4030亿（年外汇总量） ＊0.2918（年平均汇差）＝1175.95亿
2004年2066.8亿（年外汇增量）＊0.1841（年平均汇差）＝380.35亿
2005年2089.4亿（年外汇增量）＊0.2138（年平均汇差）＝446.62亿
2006年2475.8亿（年外汇增量）＊0.2147（年平均汇差）＝531.55亿
2007年9月3673亿（外汇增量）＊0.082（年平均汇差）＝301.18亿
外储美元从2003年为起点开始计算合计贬值：2835.65亿美元
假设按外储中70%为美元资产，那么外汇储备合计已贬值14688亿元人民币：
2835.65亿美元＊0.7＊7.4（人民币汇率）＝14688亿元人民币
② 通过低汇价而发生的战略资产被收购途征输出国民福利，留下通货膨胀。
因决策失误使外资以极低价格获得我股份制银行股份，按市值计算损失最少已达到9000亿人民币。其他在行业龙头股份、战略资产、一线城市房地产中的损失因无可比价格和统计数据，因而无法计算。估算此部决不会低于2万亿元人民币。
因此，仅计算可比部份合计损失已高达2.37万亿元人民币，加上估算部份，合计不低于4万亿。如果将这些钱通过赤字财政等宏观调控手段用于公共社会福利，我国将不存在低国民福利的痛苦和内需失衡的经济难题。
而主动的通货膨胀，首先是通过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工资，使劳动者工资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使人民币不发生内在的价值升值，再用赤字财政的办法调低币值。假设使人民币仍盯住美元币值，美元贬值越多，我通过赤字财政而获得的财政支配手段也越多，例如，前述的1.47万亿元人民币就不会因贬值而被损失，而可以通过赤字财政手段将此款用于大幅度地提高社会公共福利（详见蔡定创的《宏观调控的改革空间》中的论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0bjx.html。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同样的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方法不同效果不同。
多数人对通货膨胀都有天生的恐惧，因为通货膨胀眼见着使过去的存款缩水，如果象现在这样，高通胀低工资增长，部份职工的工资增长率追不上通货膨胀率，再加上房地产价格番翻上涨，多数国民都会因此而生活水平下降。如果通过调控，工资和福利的增长水平能高于通货膨胀率，再配以社会的高福利增长，这种通胀对缓解两极分化，促进内需不足的解决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
通货膨胀方式是一种便捷的社会财富重分配方式，实际上适度的通货膨胀一直被很多政府所采用，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均衡发展的一种密决。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萎缩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由于劳动与资本的分配不均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必然会产生生产过剩，通缩是这种社会的常态。为对抗通缩，首先在美国发生了“凱恩斯革命”。但是，凱恩斯本质上是站在资本利益方，其理论强调的是政府投资干预，也就是由政府通货膨胀的办法，通过扩展投资缓解当期的生产过剩。当时经济学界惊呼此为资本主义的救命稻草。但是这种扩展仅仅是扩展了资本的容量，不可能无限大，由于凱恩斯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当扩展超过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一定容度时，社会经济就会发生“滞胀”。但后来，“金本位制”被打破后，霸主地位的美元发现，只要不断地透支消费，财富就可不断地涌现出来。美国从此开始大规模的实行赤字财政，并修正凱恩斯主义扩展投资的作法，改为扩展消费（如国防军事开支）。美元这种通货膨胀政策在早期，由于吸收了各美元使用国的过剩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各美元使用国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一定程序上也确实带动了各美元体系国家的发展。但美国从此也就犯上了美元贬值依赖症，并成为其掠夺其它美元使用国家财富的武器。但经济学们从此也就发现了适度的通胀是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良药，社会财富在通货膨胀中以不显眼的方式，向有利为无产者的方向被重新分配。洞悉现代经济史，不可忽视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我为什么反对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中所提出的恢复“金本位制”，就是因为其并没有看到适度通货膨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同时也坚决反对用货币符号的纸币，特别是美元用于国家储备。
考察当代金融史，应当偑服美国是通货膨胀理论运用的集大成者，不过其是将这一手段主要应用于掠夺他国财富。可惜的是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前车之鉴，我国仍然中招还全然不知，不少学者甚至还在讨论何美国何时将要对我发动金融大战，全然不知我们已在本次美元通货膨胀的金融大战中已经失败了。
(待续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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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美金融大战 (修改稿)
（三）国民福利
如何破解应对当前的金融战？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先弄清当前的人民币为什么会产生升值。
① 因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产生的升值。用抽象的例子来分析，假如在A年，一个工人1工时生产了10个产品，资本家获得5元钱代表5个产品利润，工人获得了代表5个产品的5元钱工薪，这时他用1元钱可从市场购买1个产品；在B年，一个工人1工时可生产20个产品，而他的工资仍为5元，如果仅是国内市场，因竞争关系，这时他用5元钱就可从市场购买到代表这5元钱的10个产品，这通常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产品因生产力提高而更便宜了。但国际市场上的其他国家并不是这样的工薪政策，当他们一个工人1工时生产20个产品的时候，他们就发10元的工薪，仍是一元钱只能购1个产品。当国内的这种更便宜的产品到国际上进行交换的时候就必然产生内在的币值差。这叫人民币内升值。
② 因劳动力便宜而升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也是商品。当国际资本在美国用一美元购买一个单位时间的劳动，而兑换成人民币后，用一人民币也可购买到与在美国一美元购买的同质的单位时间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力的国际购买大量发生时，必然产生币值的升值。这叫人民币内升值。
③ 因资源的价差而产生的升值。例如土地、房产等。一国的土地如果还处于未开发状态，如偏远、交通不便等，这个土地、房产等都是不值钱的。当改善了交通、有了适合投资、居住等环境，这个地方的土地、房产等立即会升值，当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抢购而本国的购买力仍然低下时，这也会拉升币值内升值。
④ 上述要素的升值必然通过不平衡的国际贸易表现出来，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是币值升值的外在形式。没有国际贸易就不存在币值升值问题。但当金本位制取消后，各国汇率自由波动由市场决定，这就为各国自由地定值本国货币的币值提供了空间，劳动价值的内升值本质被掩盖在汇率波动的外衣下。例如美国，大量的发行纸钞使美元贬值，使汇率相对于他国货币贬值，如果各国货币竞相贬值，那么汇率是否升值就取决于相互贬值的速度。
这里之所以要列出这些经济学的常识，目的是要揭示人民币升值的本质与看清楚当前中美金融战的实质。因为很多学者一谈到人民币升值，就列举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来做类比，必须清楚，“广场协议”时的日元升值与我们现在的人民币升值有二大本质的不同：
一是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时,日本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然略低于美国，但与西欧国家相当。而到２００６年我国人均收入也仅为２０１０美元，与美国的人均收入36276美元相比，仅为美国的5.54%，可见“广场协议”时日本国内的生产与消费市场已具饱和，已不具有持续高增长的潜力，而我国当前则存在严重的内需不足，其国内的消费水平与当时的日本比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二是“广场协议”并不专是日元升值，而是美元对主要货币的全面贬值。例如，1988年与1985年相比，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分别为：德国马克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加拿大元近11%。只是日元升值幅度稍大，达86.1%。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均对有美元升值，但并没有发生像日本那样严重的泡沫经济，可见日本产生的经济泡沫虽然与“广场协议”有关，但并不是必然因素，如果认真考察，就会发现主要是其宏观经济政策严重失误。如果从生产与消费的宏观角度考察，既使不发生日元升值，日本经济也会发生危机。因为当进入到与美国同一制度、同一制度所包容的生产与消费水平生产时，生产与消费都处于饱和状态时，就不可能再保持原有的高速发展。而1985年期间的亚洲四小龙、1990年后的中国不仅进口替代了日本，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抢占日元的市场，日本产品份额的下降是必然的。因此，一提到人民币升值就老拿日元升值来说事有混淆事实的真相的嫌疑。
人民币升值的内在本质是劳动力价值的升值，外在因素是美元相对于各国货币的大贬值。如果人民币盯住美元不升值，其实质就是要将中国劳工阶层的福利(包括工资、社保)锁定在低端水平上不予提高，而且会随着美元贬值战而更加贫困。因此应对人民币不升值的另种手段就是大幅度地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明白了上述原理，如何应对美元贬值战其实不太难：
首先，我们要做出判断，人民币汇率是否需要升值？是以欧元作参照系升值还是以美元作参照系升值？与美元还是与欧元做参照系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近年来美国奉行加速美元贬值的政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既包含有劳动力价值内增长因素，又包含有美元币值大幅下降的外在因素。如果按照我国劳动价值内增长因素，加上美元贬值因素，对美元的升幅远比对欧元的更大。但是，如果按照实际升值，不仅央行的外汇储备发生巨大的账面损失（虽然这种损失实际上不管么做都不可避免，不过可以不表现在账面上），而且，币值的完全等同劳动力价值的升值也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因此，虽然人民币升值是可以解决问题，但不管是从政治因素还是从经济因素，决策层都不会选择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那么，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汇制改革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了11%又是怎么回事？此看看美元对欧元汇率就知道了。在此同一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虽升值了11%，但欧元对美元却升值了21%。因此，实际人民币并没有升值，而是因为美元贬值太快，人民币虽对美元小幅升值，但对欧元、英镑等相对稳定的货币仍是贬值的。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可实际地感受到，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原油、有色金属、房地产等都在涨价，工资上涨的幅度往往跟不上通胀的速度。
其次，既然人民币升值政策不考虑，那么，如何来应对人民币客观存在的内升值压力？有没有人民币币值既不升值而国民福利又不损失的办法？
有！这就是大幅地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也就是同上文所述的“当1个工人1工时生产20个产品的时候，给他们发10元的工薪，而不是5元的工薪”，也就是说产业工人的工资要跟随生产效益的提高而提高。（我在《从提高产业工人工资和扩大社会福利的层面解决“流动性过剩”》文中对此有详细论说，请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04sa.html）这样，人民币因劳动力价值原因而引起的内在升值的压力就会消失，当劳动力成本提高后，国内的消费购买力、生活指数都相应提高，房地产方面所引发的升值压力也会减少。
第三，运用财政手段调低币值。
相信大家已注意到，本文中所说的“币值”与“汇率”是两个概念，币值是汇率的价值基础。通常调低币值的手段有：赤字财政、超额货币发行、银行流动性放大、降息等。一般超额货币发行、银行流动性放大、降息等都被动性的运用于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方面，只有赤字财政才是一种主动的二次分配手段。
我国过大的劳动力供给的特殊国情，使得劳动者（垄断国企之外）按市场原则获得大幅的工资提高成为很困难的事。除了应增强国家的税收、国企利润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外，用赤字财政可补充企业在一次分配中的不足。赤字财政既可调低币值，又可调节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对此我在《宏观调控的改革空间》中对此较详细的的论述，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0bjx.html）。
人民币币值盯着美元贬值，最好的手段是用赤字财政手段调低币值，而通过赤字财政所获得的财力必须用到劳工阶层的福利上，以解决劳工阶层一次分配的不足。只有此才可以阻止社会福利通过汇价外流。可惜我们现在都不是。现在被动的超额货币发行，虽然也降低了币值，但是多数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往往抵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社会福利继续沿着“出口创汇”、外汇贬值的管道外流。
第四，入超外汇应用于建立战略储备，不能购买美元资产。美元贬值，这在相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不可阻档的一种趋势。巨额的外汇储备虽然账面上没有损失，因美元贬值实际损失巨大，并且是不可能挽回的。国家决策层是否也应学会“止蚀”。
在纸币制度下，任何一国的货币作储藏手段都不合适，特别是大国巨量的货币剩余。传统的储藏手段是黄金，但因为黄金太稀少，又缺乏在经济中的使用功效，早已失去了作为货币储藏手段的功能。我认为，应该以有色金属中的铜、镍作为新的货币储藏手段。美国为应对能源危机储备了大量的原油，但原油储存、运输成本高，不能用作货币储藏手段。铜、镍都是经济中大宗需求的商品，保值增值功能明显，现镍价约十分之一白银价，储运费用不高，加上当今发达的金属期货市场，使这些金属早已具有准金融属性，流动性很高。我国是工业生产大国，对这些金属的储备不仅保值增值，而且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不管怎么说，只有在紧缺资源方面建立储备(包括实物储备、矿物产权收购、矿产股权收购)才是处置大国货币剩余唯一的增值保值手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86t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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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美金融大战 (修改稿)
（二）美元得失
美元弱势货币由来已久。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以后，美元纸币的世界发行仅依靠美国政府的信誉。据官方资料，2001年美国货币发行总量达到7.8万亿美元，其中在美国国内流通的只有6000多亿美元，比重不到发行总量的8%，2006年美元国债总额已高达6.4万亿美元。美国为掠夺他国财富，利用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一直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滥印美元，通过双赤字的方式贬值美元。如果以从最高点到最低点计算，从2002年以来至今仅六年时间美元对欧元贬值达64％（欧元2002年2月汇价0.87美元，现价1.43）。欧元从成立之时就遭遇到美国的强力打压，经历顽强的抵抗，终于顶住并修成正果。从2004年开始，欧元已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上最大的储备货币。美国为挽回美元已岌岌可危的地位，除了继续穷兵渎武，加紧争夺控制世界资源外，政策选择的空间已经很窄了。近年来，意图通过加息、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抑制加速中的美元通货膨胀，但是加息又引发了美国的“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对美元地位及美国经济更有危险性，因为任其发展有可能危害到整个金融体系，为缓解“次贷危机”，美联储只得又选择降息，而降息的当天，美元汇率就立即下挫，真是左右为难。虽然近年内美元还不至于崩溃，但美元的持续贬值之势已成。例如，被称为“日元先生”的日本前财务省汇率政策高官神原英姿就预测，美元可能在2008年大幅贬值。减持美元国债就成为日本、韩国等亚洲各国应付当前美元危机的第一反应。
我国目前外汇储备高达1.4万亿美元。央行到底持有多少美元资产是个绝密数字，有经济学家估算，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中有约70%是美元资产，其中至2007年4月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为4140亿美元。持有如此高的美元资产是政治选择还是经济选择？如果是经济选择，那么央行官员的智能就不可思议。因为从2004年以来美元走弱这是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而且我国一直以来都有学者呼吁减持美元，而2004年时的外汇储备总额仅约5000亿美元。现在，假如持有的美元资产占总储备的70%的话，就有近一万亿美元的美元资产。我们衡量美元资产是否贬值的参照物不能用人民币，因为人民币甚至包括日元仍是盯住美元的货币，而只能用欧元、英镑等独立于美元的货币。如果用欧元衡量，过去已发生的巨大的贬值显而易见，因为这其间美元对欧元已贬值了64%，问题是此贬值还将持续。如果美元再贬值50%。以目前我国的美元资产计算就将再缩水3.6万亿人民币。而五年内美元再贬值50%也不是没可能。由于人民币跟着美元贬值，虽然央行的账面上的美元、人民币还是那么多，但是这些美元不管是在国际上的购买力，还是美元同等的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都将是大大缩水的，因为其贬值损失的部份都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由国内的民众买单了。
说到汇率问题，多数人的直觉是，“我一不出国，二不做国际贸易”，这个事与我无关。真的没有关系吗？
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人的生活水平。比如说，我们的汽油价格就是与国际原油价格相关，因为中国需要进口的原油已超过45%，国内的铁矿石、有色金属价格也与国际市场相关。而这些不断涨价的产品都会通过产成本，传导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消费中来。美元对欧元汇率走低，国际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农产品等都要随之大幅走高，通过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成为必然。
我在2003年的（《收购中国！－－关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问题的讨论》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03jo.html）文章中就呼吁：如果盯住美元，“美国印钞就可买下整个中国，包括所有的国有银行、战略资源、上市公司，等等，何不为？！大量的美元拥入央行，央行印纸钞应对，必然引发损害经济的通货膨胀”。 一切都不幸言中。汇率低不仅是通过进口商品的价格传导，引发国内的“通胀”，而且，过低的汇率也使外汇持有者疯狂抢购国内房地产，也使得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的房地产全面直线翻番上涨。(不要认为人民币汇率低就一定是外国人来买房，疯狂抢购国内房地产最大的群体是台湾、香港，以及有美元资产的国人。仅台湾人在上海购房就超过十万套。上海的房地产从2003年以来至今已上涨二倍有余。)工薪阶层的多数国人已被剝夺了在北京、上海等地买房居住的权利。
我们的战略资产被美元收购方面的情况也不乐观。只是这一块多少还受到到国家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的制约。
实行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有限度浮动的低汇率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出口企业利益。但这里有一个度的掌握的问题。适当的度，有利于产业转移，并保持竞争优势。过大汇差就得不偿失。
下面我们具体考察这种低汇率政策得不偿失是怎样发生的。
1、低汇率政策的有利的方面：
低汇率政策使出口企业得益、大都市房地产商得益。因为低汇率，人民币计价的产品、人民币的资产价格都太便宜了，加大了出口，都市房地产大量地被外资抢购，也是一种变相的出口。
2、低汇率政策的不利的方面：
①、进口的原材料，包括原油、有色金属，铁矿石、谷物等，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产品，增加了国内的通贷膨胀。人民币低汇价使进口原材料价格提高，传导给消费者使国民购买力下降，出口的得利与进口的损失在贸易平衡时是相抵的。但得利的仅是出口企业集团，受损的却是全民消费。
②、大都市的房地产被抢购。虽然房地产不是能流动的商品能被出口，但因为对美元来说价格太低，又是具有投资属性产品，被抢购是必然的。假如人民币按购买力平价3.75元人民币兑１美元计，上海等大都市房价才会下降至一半。
③、通过引进外资渠道，国家的战略资产被外资低价收购，不光是有汇差损失，还有产业的损伤，市场占有率的损失，这方面的损失是长远的。
④、为维护现有的汇率政策，外汇由央行全部购买。央行为保持外汇储备名誉上不受损失，一直在维持人民币利息加存款准备金利息不高于美元国债利息的政策，或者人民币年升值幅度不高于美元国债利息的政策。国内调控经济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已严重受制于美元汇率，央行已失去了货币调控主权，这种损失是无形的、无法估算的。
⑤、发钞行的利益送给了美国。我们知道，我国的纸币发行是国家的信誉，是不用任何财产担保的，因流通中的货币量是不断增大的，因此发出的基础货币虽有调节但不用收回，因此所发行的基础货币的这部份财富是国家所有的。但现在不同了，因为购买美元外储，每发出一圆人民币的基础货币都是因为有相应的美元存款在央行，美元发钞行联储局替代了我国央行发钞行。
⑥、美元持续贬值损失，巨大的外汇资产不断地在缩水。
⑦、加剧了国内的二极分化。我们知道，低汇率政策强化了出口企业、房地产商得利，而产生的国内通货膨胀、天价房产、央行货币发行权损失、外汇储备贬值等等一切，全部是由全民买单。少数企业的得利，全民受损，低汇率加剧了财富向出口企业和房地产商流动，二极分化加剧。
汇率的高低其实影响着每个人。低汇率政策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益虽然无法有准确的量度，但完全可以定性。以上分析说明，虽然低汇率政策曾促进了我国工业产业的大发展，但现时已到了改变这种政策，利用我国已形成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为国民自已提高福利的时候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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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美金融大战(修改稿)
提要：我们在金融战中已经失败了，而不是“货币战争”的将来时。本文详细分析我国在本次金融战中失败的根源与程度，以及亡羊补牢的措施。
⊙蔡定创
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之间之所以再未发生大战，其中的原因在于，美国已确立了美元帝国的霸主地位，只要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美元帝国就可无形中获取财富。因此，原来血腥的战争变得无形，前苏联瓦解后，仅依靠美元战就席卷了其兆亿级的财富。
但是，欧洲人是聪明的，经过艰难的整合，最终成功地以欧元与之对抗。日本人曾在美日汇率战中吃过大亏，现在，虽然日本不可能同亚洲的什么国家作整合以形成对抗之势，但是，也形成了自已一整套的保守自身利益的作法。
当前美元战的大国目标当然是中国，并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1.4万亿外汇资产就是它套住了的对象，而且，当今的中国经济现实是，只要美元贬值，中国就会通货膨胀。我国为谋求工业化全球扩张一度采取低成本化战略，应该说，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来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应对美元霸权的金融战方面，至今还处于徬徨之中。
（一） 自入美套
美国如何通过美元战获取利益？一个形象的比喻，我国用货真价实的1.4万亿美元商品，从美国那里得到一张记录1.4万亿美元的白条，美国佬压根就没想到要还这1.4万亿美元的欠账，而是不断地让美元贬值，使这张白条缩水。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首先，坐享其成使自身的工业生产能力空心化；其此，如果操作不慎，美元体系有崩溃的危险。因此，我国持有如此巨大的美元，也许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获得了一张制约美国的政治牌，但是经济损失是惨重的。
以当前美国仍保持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国地位，并对货币政策、各种金融工具的娴熟运用，以及亚洲国家继续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美元霸主地位是能继续保持的，最少目前还看不到有崩溃的迹象。但是美元贬值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过去的一年美元对应欧元就已贬值了7%。日本人预测，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2008年美元有可能加速下跌。看来，手中的1.4万亿美元已经造成的损失不说，将要继续损失也是铁定的。
我国决策当局应对美元金融战的这种两难境地，完全是自已一系列错误造成的。从当前的决策动作上看，至今并没有找到两全之策。在我看来，在涉及到中美金融战方面，过去最大错误的决策有如下几个方面（虽然由于理论体系、利益、责任等原因，这仍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① 渐进性的汇率升值政策。这一政策使得美元与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的落差越来越大，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手中不值钱的美元越来越多，而大量的国有资产，如银行股份、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房地产、部份行业龙头企业被廉价美元大量的购买，这方面所造成的、或将要造成的价值损失是无法估量。
在2003年外汇储备仅3000多亿时，我曾发文《收购中国！－－关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问题的讨论》（见蔡定创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03jo.html），提出“比较好的策略应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可盯住欧元，对美元果断升值。”，“（美元）不升值是以牺牲本国民众的福利为前提的。由于美元贬值，人民币不升值就要实行通货膨胀（多印纸钞买入美元）”，并预测到了“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将会都被美元收购”，现在看来一切都被不幸言中。本月的CPI指数已见6.9%，此中并不包括房地产和燃油的上涨。看看北京、上海等地狂涨中的房地产和成品油价格的上涨，就会明白美元的通货膨胀是怎样变成中国的通货膨胀。
当年的汇改错误决策，造成了当今越积越大的外汇储备，更加大了下一歩的汇改的难度。中国就象一个在“圈钱市场”上被套住的股民，不仅是已经造成的损失无可挽回，关键是还要继续忍受两边挨板子的痛苦。
② 继续大量地持有美元资产和美国国债。2003年汇改争论以来，就已有人提出增持欧元减持美元，但这些年美元资产仍在持续增加，如美元国债总额就增加到今年4月的4140億美元。
③ 在紧缺性资源产品上不作战略储备。货币不与黄金掛钩，各国纸币竞相贬值，乃市场经济规律使然。在美元贬值，包括原油、有色金属在内的紧缺资源疯狂涨价的情况下，不少有识之士都已看到，铜、锌、镍等大宗紧缺的有色金属，都已获得了准金融属性，在储存原油受限的情况下，储藏紧缺的矿产和金属也是一种保值增值的手段。但宏观高层管理者不仅丝毫没有这种见识和觉悟，反而有2005年国储局在3000美元价位区大力在伦敦市场上做空铜和在国内抛空铜储备之举（而在其后仅不到一年的时间，伦铜上涨到8000美元的价位区，至2007.10.19日收市价仍为7850美元）。虽然当时的几十万吨铜比之整个金融资产来说，数量少得可怜；虽然大家都知道美元货币贬值的趋势已成，在紧缺资源性产品上运用外汇储备增值保值早已是美、日经济大国的常人之举，但此事件反映的是宏观管理决策层没有战略思维。
④ 银行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到目前为此，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这些“战略投资者”从已上市的这些银行股票中，获得了高达1万亿的账面收益！事实已证明，这明显是一个巨大错误的决策。我不是在这里做事后诸葛亮，2005年4月，我在《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见蔡定创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03nl.html）文章中，是坚决反对向国外出售股份，指出并不是中国的银行不赚钱，银行是个闭着眼睛都能赚钱的行业，银行当时巨额的呆坏账是由当时党、政官员腐败向银行延续的反映，只要治腐、建立现代化内控机制就可解决问题。因为当时管理层已被银行业的巨大内亏搞得有点惊慌失措，股改、让外国人来管银行就是那种急病乱投医下的既定决策。这篇文章虽然只在《强国论坛》发表，但在网上的传播最终还是引发了广泛的对“银行贱卖”的讨论。
⑤ “扩大内需”的光说不做。巨大的外汇顺差，从本质上来说是内需不足的结果。就以美国来说，它能透支需求，才能产生出对中国1.4万亿的负债、“白条”，我们做不到在国际上负债，但国内的总生产与总需求平衡是可以做到的。这也就是说，入老美美元战之套，完全是我们自已一系列错误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关于此点，请见我的《中国为何未能成为发达国家》、《从提高产业工人工资和扩大社会福利的层面解决“流动性过剩”》、《 宏观调控的改革空间》http://blog.sina.com.cn/Cdch文中的详细论述）。直至今年(2007年)以来，才看到管理层在扩大内需方面开始做事。
(因上贴限制2万字，只能分次上贴。待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86t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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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未能成为发达国家
文/蔡定创
(2007.01.10)
提要：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亚洲四小龙都进入发达国家（地区）行列，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中国改革开放也三十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多年却受困于生产过剩，内需不足。同样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为什么未能成为发达国家？
究其原因，如果仅从经济结构来说，中国经济至今没有建立起发达经济体所绝对必须的，以兼顾到劳资双方共同利益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体，资本和权力部门利益被最大化，劳动者的利益诉求被忽略。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因此，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发生巨大反差，劳动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劳动者参与制度的缺失是劳动者在与资本利益博弈中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构建劳动与资本利益共享的经济体，是我国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要越过的门槛。
一、 当前严重失衡的经济现实
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提供的数据：“我国最终消费占 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至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51.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另据央行数据，我国“流动性过剩”近年来快速增长，至2006年11月底已达11.12万亿元。“流动性过剰”的本质是资本性资金过剩，其本质是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失衡（见南风窗2006年11期蔡定创《流动性过剩的自白》）。
解读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经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歩。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78%左右，而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已下降到38%，连发达国家的一半都达不到，此说明，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增长和出口，国内消费市场在相对萎缩，国民生活水平相对下降。不为消费的生产，何能持续？当生产能力过剩时，消费就是生产力。
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矛盾不是始于今天，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当时的扩大内需，就没有将调节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提高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作为目标，过剩的产品用竞次的方式增加出口，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掉了，已有的国民福利被进一歩输出，换来大把美元纸钞，用发行基础货币买单，以至形成今天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的 “流动性过剩”。历年调控都未着“根”，那么“根”在那里？
二、 劳资分配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一道“坎”
其实马克思早就告诉过我们，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早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矛盾”。资本的利益机制就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劳动者的工资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用，西方国家在二战后都认识到，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歩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里存在一个不二的选择，是选择经济危机，还是选择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民主国家劳动者依靠多数人的选票的强制作用，使现代发达国家选择了后者。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保障都通过法律法令固定下来，劳工维权组织都具有法律地位。从而保证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因此才形成当今发达国家的群体。
因此，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都是早已经走出早期血腥资本主义、贫富二极分化的国家。任何资本出于其本性，都不可能自动地与劳动者共享生产成果。国家的民主制度，即劳动者多数人的选票，是国家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劳动者与资本抗衡制度的根本保障。民主的真谛就在于劳动者可以获得与资本在分配中基本同等的地位，在于能够建立起一套劳动与资本共享生产成果的经济体系。因此，凡发达国家都是人民民主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也都是劳动与资本利益共享关系解决较好的国家。
可见，是否能有效解决劳资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实际上是决定国家能否进入发达行列的一道“坎”。
我国经过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获得N倍的提高，但是至今，不仅未建立有效的劳动者利益保障机制，甚至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都是缺失的。政府、部门在自身利益机制支配下与资本同穿一条裤子。近三十年来，内、外资生产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除国有企业外)。甚至那些早期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在当今中国频频出现，地方管理部门往往视而不见。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到生产发展的成果。在这种体制下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
显然，我国还没有意识到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要过这道“坎”。我们离发达国家实际还很遥远。
三、 改革任重道远
上述说明，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经济体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的建立有赖于人民民主制度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国内主流经济学者都没有看到这种作用，以至于不认为严重的二极分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敌，主张“精英政治”，人民民主可有可无。当然，如果“精英政治”能够解决问题，倒是一种高效省力的方法。但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我们有执政为民的理念也做不到在中国构建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主要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可能自动地放弃即得利益，当权力与资本结盟后，最高决策层的号召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何况，国家的决策、监督与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厐大的系统，当基本制度缺失时，个人的作用十分有限。而没有真正劳动者利益代表对决策与监督的权力参与的制度性安排，劳动者想与资本建立利益共享经济体就如天方夜谭。
因此，我们就好解释，为什么国企改革总是以牺牲职工利益的产权向资本方送让，我国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如此通行，对劳动者有利的政策制定总是阻力重重并在执行中走样，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拉抬房价博取利益，经济适用房政策最终形有为无，共和国总理为民工讨工资所显示的民工维权制度缺失等等。
多数人的选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强制手段，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没有比此更好的手段。弃此手段不用，根本无法制衡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强大的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力量。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反民主的呼声，其实质就是已获得话语权的强大资本方面为保守既得利益的一种本能反映。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当前社会严重的二极分化的事实，最少已证明我们改革至今并没有获得成功，如果不持续深入到政治层面进行改革，就不可能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真正解决社会二极分化问题，国家也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四、 驳斥“提高工资危险论”
一种很流行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是“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利润受到影响甚至破产，最终会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因此，“提高工资危险”！
这是一种违反经济学常识的观点。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好象是有这么回事，但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谬论。因为，社会生产了产品，也必须要生产出消费这个产品的市场，劳动者的工资不相应提高，就会有部份产品价值不能被实现，简单生产都不能维持，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
相反，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提高工人工资能获得超速的发展。因为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就等于产品市场的扩大，产品的价值实现也就变得顺利无阻，这个时候生产仅受制于资源和消费极限的限制。到这个时候国家不富都难。
日本的经济发展就证明了这个原理：日本1960年12月27日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至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实行的是国民生产与国民收入的同歩增长，因此才有经济高速发展。60年代的最后四年,曾平均年增速达16.5％。国民人均生产总值从1960年仅395美元，至1987年达到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
没有同歩的国民消费增长，不可能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如果劳动者工资不提高，国内自身的消费市场不可能扩大，产品只有出口和改为投资消费。如果需要等同的进口，这个出口或许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等同的进口需求，出口换回来的只是一些不断贬值的货币符号。投资需求也是有限度的，没有市场支持的投资过多，必然引发经济危机。
实际上经济危机已经在我国发生了，不过已经不是传统的形式了。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叫“流动性过剰”。
本来产品过剩，国内没有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危机，但现在可以通过“竞次”的方式出口，企业用进一歩压低成本的方式参与“竞次”，以几乎白送的产品大量地向国际市场上倾销，大量的产品“竞次”，国民福利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使劳动者分配条件进一歩恶化。而国家适应资本利益的需要，出口换来的外汇则由央行完全买单，巨额的基础货币发行形成冲击国内经济并不需要的“流动性过剰”。因此，“流动性过剰”是经济危机在我国特定条件下表现的新形式。
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将低工资制作为扩大就业的手段，这种做法从国家级层面来说是十分错误的。
假设一个产业工人获得十个单位的工资，那么它只能够从农民手中交换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他只能养活农民而已。如果该产业工人获得一百个单位的工资，他还可以将每日三餐都交给社会，如吃住、娱乐、旅游等等，将带动整个服务行业成倍数的增长。
国家公务员、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对社会服务行业的带动作用和对就业的放大作用，对经济学者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因为“提高工资危险”论者是资本方代言人，为了资本利益掩盖这个早已被证明了的事实而已。
五、 如何越过瓶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的本质是资本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劳动者利益严重缺失的结果，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极大障碍。不能再继续沿用过去不作边际的仅用利率、汇率、准备金率、假日经济等调控手段。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经济体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使国家进入发达行列的必由之路。
采取劳动与资本兼顾中劳动优先的制度性安排，是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经济体的首要任务。行政命令不可能直接干涉企业法人的分配行为，而有法律保障的劳工权利、维权组织却可使劳工在与资本的利益博弈中获胜。
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国现实的产能已经为国民收入倍增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实行国民收入倍增，特别是产业工人的收入倍增，才能迅速解决我国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通过提高公务人员、产业工人工资，带动第三产业倍数发展，使国家经济突破瓶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提升产业结构，保护环境、资源。在现已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环境、资源已经构成了对国家财富的瓶颈。应在提升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果断结束有损国家资源的“竞次”的出口行为，确实地保护国家的环境、资源。
房地产行业是决定国家能否迅速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应毫不犹豫地沿用发达国家的由政府主导公房开发的成功经验，80%的居民住房通过政府公房开发公司用成本房价解决。此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掏一分钱，但由此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生产与消费能力，并带动整个建筑相关行业的发展。房价越高，居民的消费力越弱，内需不足的矛盾会进一步激化，发达国家之路就离我们越遥远。
（此文的修改版《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富国之路》已在最高层的《改革内参》2007年3月期刊登 《发达的真相》在南风窗2007年2月期刊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470e7901000798.html